基礎研究作為技術發展的源頭，是突破“卡脖子”技術難題的關鍵支撐，是國家科技競爭力的根基，而基礎研究一般來源于兩個觸發點，一是自由探索，二是任務導向，目前的重中之重是必須跳出“自由探索”與“任務導向”的二元對立，構建與國家戰略需求深度咬合的科研創新體系。高校作為基礎研究主力軍，應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和國家重大需求，聚焦顛覆性技術突破和發展，系統謀劃基礎研究布局、提升服務國家科技創新能力，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出貢獻。

高校強化基礎研究，本質上是推動知識生產模式從“學科驅動”向“問題驅動”的范式革命，這需要突破“五唯”評價慣性，構建“需求牽引、交叉融通、協同驅動”的新型科研體系。

需求牽引：構建戰略導向型基礎研究生態系統

需求牽引機制是高校基礎研究實現價值躍升的核心邏輯，其本質在于建立科學研究與國家戰略需求之間的動態適配關系，將國家戰略規劃、產業技術瓶頸與科學前沿問題進行系統耦合。202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以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著眼提高創新能力，優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由此可見，面向國家戰略進行各項機制體系改革是服務科技創新、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路徑。一是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為綱，繪制“國家需求—學科能力”動態匹配模型，以需求圖譜牽引學科布局，例如可以圍繞“雙碳”、國家安全（芯片/種源/深地深海）、健康中國等“十四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的重大工程，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設計”，構建與國家戰略需求深度咬合的學科體系。二是建立需求導向的學科動態調整機制，建立分層分類、多元化發展的體系，健全國家急需學科引導機制，發布重點領域學科發展清單，著力發展國家急需學科及戰略性學科，不斷重建學科邊界。例如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安全等領域建立學科集群，提前布局量子生物、智能仿生等新興交叉方向。三是創建“問題導向型”研究架構，將抽象戰略需求分解為可操作的科研單元，通過建立“需求—問題—方法”三元轉換矩陣，實現科學問題的精準定位，將國家重大需求轉化為具有明確科學意義的研究命題，形成可驗證的基礎科學問題集。同時構建“高校—企業—政府”協同創新共同體，重點突破傳統產學研合作中的信息不對稱困境，形成需求牽引下的知識生產閉環系統，例如，建立需求清單共享機制、破除信息孤島，搭建聯合實驗室、實現設備共享與數據互通等，這種協同機制使基礎研究既能頂天瞄準科學前沿，又能立地服務國家需求。

交叉融通：開創知識生產新范式

學科與知識結構演變加快，學科交叉融合發展成為大勢所趨，學科交叉已從創新輔助手段升級為基礎研究范式革命的核心引擎，其理論內核在于突破傳統學科建制的路徑依賴，構建適應復雜問題解決的新型學科體系。高校要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以學科建設為龍頭，用好學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劑”，努力優化學科生態、構筑學科優勢、打破學科壁壘、強化學科匯聚。推動基礎研究發展，需要新興學科、交叉學科與基礎學科形成合力，讓不同的學科走到一起。一是推行“學科簇群”組織模式，打破剛性學科邊界，利用制度設計促進人員、設備、數據的跨域共享，這種彈性架構可有效解決傳統學科組織的功能固著問題，激活知識創造的組合式創新。二是建立學科交叉的靶向攻關機制，按照重大科學問題組建跨學科聯盟，超前布局多學科交叉匯聚的學科建設新方向，由傳統“樹狀學科結構”向“網絡化知識生態”轉型，構建適應交叉創新的制度體系及“縱向深化單學科理論深度、橫向拓展跨學科應用維度”的“雙螺旋”科研組織架構，重點推進文理、理工、醫工等交叉融合的新專業。三是嘗試突破傳統的單一評價模式，引入新的評價體系，對科研成果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擴散效應進行量化，并延長評價周期，從而為交叉融通提供制度保障，促使科研人員持續釋放交叉創新活力。

協同驅動：雙輪聯動的系統優化路徑

高校在布局基礎研究工作的進程中，需求牽引為學科交叉提供價值導向，避免融合過程中的方向失焦；交叉融通則擴展需求響應的解決方案空間，增強基礎研究的原始創新能力。在戰略需求明確的領域（如芯片制造、生物安全），應優先采用需求牽引主導模式；在前沿探索領域（如量子信息、類腦智能），則側重學科交叉驅動的自由探索。這種差異化配置策略可以實現服務國家需求與引領科學前沿二者的有機結合，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礎研究新生態，同時實現服務國家戰略需求與提升原始創新能力的雙重目標，鼓勵和支持廣大教師靜心、潛心、恒心做科研，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持續的知識供給與人才支撐。在全球科技競爭向基礎層縱深發展的今天，高校基礎研究布局已成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戰略支點，通過優化學科方向、重構科研范式、創新組織機制，高校正在構建面向未來的基礎研究生態系統，這種戰略性布局不僅關乎關鍵領域突破，更是塑造新發展格局、贏得戰略主動權的根本保障，力求為科技強國建設提供永續創新動能。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科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