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前，劉云仙因交通事故，致左腿截肢。事后的交通事故調解協議書規定，劉云仙假肢裝接費用由溫州運輸段負責。但是，隨著溫州運輸段于1988年拆分重組，賠償問題三十多年來一直無法落實。看到當地媒體報道后，溫州交運集團董事長朱祖榮明確表示：“53年前的協議，只要仍在法律有效期，我們就一定會擔起這個責任。”（11月10日 光明日報）

53年前的調解協議，53年后依然認賬——這樣的態度，算得上是“三冬暖”。

因為拆分重組，責權關系被打破，權利人兜兜轉轉30多年，其間的辛苦可以想見。好在“新官理舊賬”，交運集團主動擔責：不但落實了換假肢的費用，雙方還在現場草簽了一份新的調解協議。看起來三天三夜講不完故事的“歷史遺留問題”，就這樣，在同情同理的行政作為下迎刃而解。有句話，特別暖心——“無論機構怎么調整，我們都要對群眾講誠信，答應給人家的假肢，多少年都要做到！”

一座城市的信用體系，要靠“上行下效”的起而行之。53年前的協議今日有效，自然有法理來兜底。根據《民法典》，自權利受到損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雖然，劉云仙權利受到損害時間長達三十余年，但是因為損害一直是連續的，所以該案并未超過訴訟時效，這份53年前的事故調解協議書，在法律上是有效的。53年前的協議今日有效，還有情理來支撐。當年僅七歲的劉云仙被施行了左腿截肢手術，事后，相關單位和劉云仙家屬代表簽訂了一份交通事故調解協議書。事故已經是天大的不幸，如果換假肢的費用都得不到保障，調解協議里的“公平正義”就成了一紙空文。于情于理，履責踐諾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答應群眾的，無理由執行。這種重諾守信的責任觀，是公權力最基本的底線。歷史風流云散，人事代謝古今，在不少城市或鄉村，權益糾葛往往因為“機構調整”等客觀原因而跌宕成了“遺留問題”。某種意義上說，“歷史遺留問題”成了一個筐，什么推諉塞責的事情都可以往里面裝。一來，因為“歷史”久遠，權利人的訴求成了沒頭的蒼蠅，轉來轉去都是死角；二來，因為“遺留”問題，主事者的態度往往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誰的責任誰領走，不少人奉行“為官一任、擔責一程”，用刻舟求劍的態度解決群眾問題，結果是問題越拖越“歷史”、責任越拖越“遺留”。

53年前的調解協議，53年后依然認賬，說到底，是“新官理舊賬”的擔責姿態。既在其位、勇擔其責，以“多少年都要做到”的態度來回應民生承諾，矛盾自然少一些、戾氣自然少很多。一句話，“新官理舊賬”，很多難題自然不再犯難。（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