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的重要內容,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中指出,這個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布局和先手棋,關鍵在于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論述,要科學認識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系,在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的基礎上,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推動新發展格局加快形成。

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深刻時代背景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減弱,經濟全球化指標顯著下降,全球價值鏈擴張放緩,國際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紅利縮小。與此同時,大國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打破了原有的國際競爭均勢和世界經濟格局,而新的國際競爭均勢和世界經濟格局尚未形成,大國競爭日益激烈。一是圍繞如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搶占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這導致各國政策內向性增強。二是圍繞如何引領和主導全球規則與治理體系重構的競爭愈演愈烈,特別是各國的利益訴求存在顯著差異,短期內難以達成協調一致,導致貿易和投資政策不協調甚至沖突顯著增加。三是隨著一些國家的經濟安全觀念日益增強,國際經貿環境更加錯綜復雜,改變了過去在成本和效率導向下形成的國際分工格局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分享和協調機制,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別分化以及國內收入不平等問題進一步凸顯和加劇,并引發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浪潮興起、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抬頭。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二〇〇八年國際金融危機是我國發展格局演變的一個重要分水嶺。”改革開放后,我們打開國門,擴大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深度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國際大循環,形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發展格局。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們把擴大內需作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立足點,推動經濟發展向內需主導轉變,國內循環在我國經濟中的作用開始顯著上升,經常項目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下降,內需在國民經濟循環中的主導作用正在顯現。與此同時,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還有著巨大的增長潛力。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還不夠高、居民消費傾向偏低、供給結構對居民消費升級的適配性不夠等因素,也制約了我國居民消費增長潛力的進一步釋放。

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聚焦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提升我國宏觀經濟動態平衡能力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把握發展主動權的先手棋、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必然選擇。立足國內、依托國內大市場優勢,充分挖掘內需潛力,通過增強國內供給對需求的適配性,能夠有效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促進國內供給和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動態平衡,也將為從容有效應對各種外部沖擊和挑戰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確保在極端情況下我國經濟基本正常運行和社會大局總體穩定。

同時也要看到,構建新發展格局絕不是封閉的國內單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內外需市場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隨著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持續上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同世界經濟的聯系會更加緊密。這必然要求我們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更好爭取開放發展中的戰略主動。

新時代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具有豐富內涵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近年來,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正在面臨重大調整。習近平總書記在《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中指出:“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對外開放,而是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發展的內外聯動性。”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發展的內外聯動性?習近平總書記在《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妥善應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更加需要擴大對外開放”;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中指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標高標準國際貿易和投資通行規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增強在國際大循環中的話語權”;等等。這些重要論述豐富和發展了對外開放的內涵,對新時代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走向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的高水平開放,既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有著深刻的學理邏輯。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分工從以往的產業間分工深化為產業內分工甚至產品內分工,形成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使產品貿易、國際投資和服務貿易之間的相互依存成為國際經貿交往的核心。比較來看,產品貿易會更多受“邊境”規則的約束,服務貿易和投資活動則更多受“邊境內”規則的制約。比如,一個提供專利許可和技術咨詢服務的企業給國際客戶提供服務的方式通常有三種:一是將專利和技術方案存于電子介質,通過網絡遠距離提供給國外客戶;二是派員工到國外與客戶見面,面對面提供專利和技術服務;三是到國外投資建立分支機構,實現服務的當地供給。對于提供服務的這一家企業來說,知識產權保護、人員短期流動和簽證政策、投資政策、競爭政策等“邊境內”規則,是比關稅和海關程序等“邊境”規則更重要的問題。隨著服務貿易和國際投資重要性的提高,特別是當服務貿易和國際投資成為維系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的必要條件時,“邊境內”規則對國際經貿交往的影響越來越重要。

依據國際經濟學的理論邏輯,企業為了進入國外市場,需要支付額外的市場進入成本,包括跨國運輸成本、“邊境”規則產生的貿易成本以及進入國外市場內部的交易成本。運輸和通信技術的進步顯著降低了跨國運輸成本,多邊貿易體系的發展大幅度降低了“邊境”規則產生的貿易成本;此外,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可以規避跨國運輸成本和“邊境”規則產生的貿易成本。因此,如何降低進入一國市場后面臨的交易成本,就成為企業面臨的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因為各國國內規則的差異,企業在進入國外市場之后需要適應新的規則體系,并作出各種調整和變化,由此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因此,為了維系和便利這種復雜的國際經貿交往,既需要改善各國的市場準入條件,更需要在協調各國國內政策、規則和制度的基礎上形成新的面向未來的國際規則。

制度型開放本質上是從“邊境開放”逐步走向“邊境內開放”,在實現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對接的過程中,爭取在國際經貿規則調整中占據主導地位。規則的作用不僅是規范市場行為,更重要的是能夠改變各國基于稟賦條件的比較優勢,并對最終的利益分配格局產生深刻影響。從短期來看,國際經貿規則影響一個國家現有的競爭優勢能否充分發揮;從長期來看,國際經貿規則影響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能否持續,以及能否培育出新的競爭優勢。這些都是一個國家從國際經貿交往中獲取利益的必要保障。因此,各國所參與的國際競爭,不僅是微觀主體的市場競爭,還有政府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大國競爭的本質在于規則和制度的競爭,這是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重要指向。

高水平對外開放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中明確指出:“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加快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加快建設海南自由貿易港,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戰略,形成參與國際大循環的增長點”;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要重視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國生產要素質量和配置水平。”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求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同時,更好發揮開放的作用,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上形成良性循環,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提升國內供給體系對消費需求的適配性。通過擴大外資準入、優化投資環境、深入實施公平競爭政策、規范國內市場秩序等,能夠吸引更多外資企業投資中國、扎根中國,在中國建立分支機構并提供高品質產品和服務。與此同時,廣大外資企業的進入,能夠通過競爭效應、示范效應以及與國內企業的合作,顯著提升國內企業的供給能力和產品服務質量,共同促進國內供給結構的調整和完善,提升國內供給體系對消費需求的適配性。在此基礎上,立足國內市場的規模效應以及國內經濟可循環的優勢,以自主創新不斷推動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可以打通兩者結合的斷點堵點卡點,從而實現循環流轉,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質量的投入產出關系,實現經濟在高水平上的動態平衡,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

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國內市場優勢。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是市場。市場資源是我國的巨大優勢,必須充分利用和發揮這個優勢,不斷鞏固和增強這個優勢,形成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雄厚支撐。我國擁有世界最完整的產業體系以及強大生產能力,通過“走出去”特別是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能夠助力“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同時,我國擴大優質消費品、先進技術、重要設備、關鍵零部件進口,增加能源資源產品和國內緊缺農產品進口,發揮好進博會等重要展會平臺作用,拓展多元化的進口渠道,提升進口貿易的便利化水平,能夠把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打造成為世界共享的大市場,繼續為國民經濟發展和全球經濟復蘇注入新動能。近年來,我國進一步降低關稅,提升通關便利化水平,削減進口環節制度性成本,向各國開放市場,共享大市場機遇。未來,還要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為高質量吸引外資進入和拓展多元化進口創造統一、有序和高標準的制度環境,以更高水平的開放讓全球分享中國經濟增長紅利,以利益共享深化國際經貿合作,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